【清风传家 严以治家】黄旭华：“有国才有家，有家才能尽孝”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为进一步推动家风建设，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灌云清风”自今日起，推出“清风传家 严以治家”专栏。旨在通过讲述楷模事迹、廉洁家风、典型案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持续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本期讲述的是黄旭华的家风故事。

只要天气晴好，94岁的黄旭华每天上午都还会去办公室，“整以前的研究资料，供后人使用”。

在家里，饭菜依旧是夫人李世英做，他现在负责洗碗。孩子们回来，一家人热闹聊天，他喜欢坐在一边微笑听着，偶尔插几句“有分量的话”。阳台的花开得正好，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字：深海蛟龙。

“我非常爱我的父母、妻子、女儿，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核潜艇事业。”黄旭华说，“我跟我的女儿们也讲过，有国才有家，如果有矛盾，国家事业第一位，家庭第二位，我自己第三位。”

“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谈起家，黄旭华首先说到的总是自己的父母:“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果，这些因素除了党的教育培养外，都是受我母亲的影响。”

黄旭华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学成之后选择离开富饶的祖籍广东揭阳，来到了相对贫瘠的海丰县田墘镇定居，“那时候那里是盐碱地，地方病很多，最穷最需要医生。他们有这个思想，就是做医生不是要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需要的地方”。

由于没有在专门学校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父母常常为无力救治更多的疑难病人而遗憾。因此，他们一直教育黄旭华兄弟姐妹9人要好好读书，有所成就。父亲在汕尾和乡亲合力创办了白沙中学，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出钱出力，不求回报。

黄旭华的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产妇家属来求诊，无论多晚无论家里的孩子怎样哭闹，二话不说就拿起药包出门。有穷人交不起医药费，母亲就说:“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这么多年来，她有多少干儿子干女儿，数都数不过来。

黄旭华夫妇与100岁母亲合影

父母这种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黄旭华心中深深埋下种子。

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从老家去汕头、去梅县、去桂林，却始终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炮火与动荡中，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弱国就会受人家欺凌，受人家宰割要中国不再受欺负，中国得强起来。

出生于医生之家的他，毅然改变了从医志向，将航空与造船作为了自己填报大学的志愿后，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当时核垄断大国的核威慑，党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被调往北京，参加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老家探亲，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这一别，竟是30年。

恪守对组织的承诺，绝不对外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黄旭华埋首当起了无名英雄。他与父母、兄弟姐妹的联系只剩下一个信箱号码。

“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像别的兄弟姐妹们一样干得好?”母亲再三写信问他。每次他都避而不答。时间久了，老人家便不再问。

“你不回去你会后悔的，家里的人也会怨你的。”父亲和二哥去世候，不少人劝他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个假回去一趟。

“我向组织提，组织一定会同意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相信父母会理解我，就算有埋怨，我自己承担。”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骑鲸蹈海赖神将》中国研制新潜艇第一次见报，保密大门逐渐放开。

应该找机会回一趟家了。

1986年11月，已是花甲之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借出差之机回了趟广东老家。93岁的老母亲拉着他去游七星岩，一路上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却再没问他在做什么工作。“她认为不该问的也问不出来。”

1987年，《文汇月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

黄旭华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文章全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的贤内助李世英”。母亲将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知道被兄弟姐妹们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这件事情。

母亲将其他子女们都找过来，讲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要理解。”

母亲的话传来，黄旭华哭了。“俗话说忠孝难两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退役的长征1号核潜艇(舷号401)在中国海军博物馆港口泊位停泊该艇是中国自行研制建造的091型核潜艇首艇，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

“为事业尽力，以爱来治家”

“他总不在家，四季的衣服鞋袜，早晚的茶水饭点，凡是家里的事情都用不着他管。单位分了2斤猪肉，他倒正好回来了夫人李世英笑着“吐槽”黄旭华在家的表现。

“要利用这个机会夸她一下，表扬她一下。”黄旭华接过话茬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把核潜艇放在第一位，是黄旭华的原则，也是李世英一直以来的坚守。

1956年，黄旭华与同单位的李世英结婚，两年后便赴京参与核潜艇研制。李世英没有多问，托人给丈夫去了衣物。直到四年后，她也被调到北京参与核潜艇项目，才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

黄旭华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李世英打理。冬天每月供应的300斤煤，全部由她用簸箕一趟趟搬回家;地震了，她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拉着大女儿去住安置帐篷;有一年冬天，大女儿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昏迷，李世英独自一人在床边守候了9天9夜……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为了家里的一件事情把丈夫从工作中叫回来。

“核潜艇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尽力支持他，家里的事不给他拖后腿，我觉得这是我的本分。”李世英说。

1988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大考在南海进行极限深潜试验。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

为了给参试人员鼓劲，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当场宣布将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

试验之前，他带着李世英回了趟广东老家，并把要进行极限深潜的事告诉了她:“万一我回不来，我的老家你怎么也得去一次。

1988年4月30日，黄旭华随舰深潜试验归来留影。

“你是总师，你必须要下去，艇上100多个人的生命安全你要负责到底，否则这个队伍就不能带了。”妻子内心翻江倒海，对他却假装冷静。

极限深潜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时年64岁的黄旭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消息传来，李世英哭了。“她之前表现得冷静，是担心动摇我的决心，影响我的情绪。直到我深潜成功了，压在她心里面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黄旭华哽咽着回忆。

歉意与感激时常萦绕，黄旭华尽己所能，用爱去弥补。

每次出差回家，黄旭华总会想着给妻子买点好东西，不知买什么好，就跟着别人学。有一次见别人买了块印花布，也跟着买了一块，回家一看，发现妻子早就有一件这样布料的衣服了。李世英开玩笑:“你可以背得出你工程上的多少数据，就记不得我在你面前穿了几年的印花布衣服。”黄旭华跟着别人买菜却是灵得很，到菜市场先暗中找一个看上去很精通家务、和妻子年龄相仿的人，人家买什么，黄旭华就跟着买什么，妻子果然满意!

每年下雪，黄旭华只要在家，总会陪女儿们一起去堆雪人，父女试比高下，玩得不亦乐乎。过年了，他买许多鞭炮，还别出心裁弄来个空罐头盒戴在大鞭炮的头上，一炸，先是一声闻所未闻的奇响，再是罐头盒凌空几丈跳起霹雳舞，孩子们笑弯了腰:“爸爸，过了年就把你送到托儿所去！”

家里的“音乐会”也是表达爱意的好方式，很随意的时间里有一个人哼哼两句，其他人便自发跟着唱起来，吹口琴、拉二胡、打扬琴……黄旭华样样都能来，以一身才艺家欢乐。

“为事业尽力，以爱来治家。”黄旭华说，“我们从来没有跟对方讲过一句我爱你，或我要给你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们一直是相印的。为了国家的事业，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这就是爱的实际行动。”

“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像他那样做事”

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是黄旭华夫妇在养育下一代时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家里，小孩子能够做的事情，大人从来不帮，就连参加高考这样重要的日子黄旭华夫妇都不会去接送。学滑冰，黄旭华从来都是站在一旁，让孩子自己摸索，哪怕摔个鼻青脸肿;学游泳，父亲把她们举起来，往水里一丢，让她们自己扑腾。夫妇俩对女儿们的成长也不过多干预，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品质。

但有一样，却是他们不厌其烦对孩子们讲的:“不仅要学知识学本领，更要做一个有人性、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自己一辈子干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决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国家如今的富强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奋斗过来的，不能说我们就应该享受这个条件，没有这个道理。你应该珍惜，而且要继续奋斗。”这是黄旭华给出的理由。

大女儿黄燕妮至今记得小时候看父亲工作时的情景。“我那时候人还没有桌子高，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书桌下面看他，很长时间他一动都不动，那种专注忘我的神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就说，我长大了要坐在爸爸对面办公。”

在女儿们的印象里，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父亲都是一脸平和没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也从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

“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就会跟着去做。”黄燕妮说那时，“虽然都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但那份体现在点点滴滴中的忠心和热爱，对我影响很大。我就想，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像他那样做事。”

1980年，在全市招考中，黄燕妮以优异成绩考了研究所，成了父亲黄旭华的同事，实现了小时候“要坐在父亲办公桌对面办公”的豪言。如今，她也已退休，和父亲一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

小女儿黄峻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武汉广播电视台，将宣传工作当作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又选择回到武汉，回到了原来的岗位。“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变得更好。”黄峻说。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从事对外宣传的她早早就开始了工作，积极宣传武汉的抗疫努力和武汉重启后的新生，“让全世界知道武汉解中国”。

“我们可能作不了像父亲那样大的贡献，但他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信念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女儿们说。

如今，家里最小的外孙也已在读大学，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他总喜欢来跟外公聊聊。在后辈们那里，黄旭华是亲人，更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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