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价值珍稀却又命运多舛。在其1650多年的历史上，有辉煌有沉寂，也有过一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今天，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典型案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典范，70多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缘于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扎根大漠、薪火相传、精心守护，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为包括莫高窟在内的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70余年不间断的接续奋斗，使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也铸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坚守大漠，只因情怀炽热
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大泉河西岸的断崖上，经过公元4至14世纪1000多年的营建，形成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敦煌莫高窟，后因明朝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敦煌百姓东迁关内，莫高窟近400年间处于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境况，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变成了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直到1900年，藏经洞被王圆箓发现，让沉寂的莫高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同时也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外国列强劫掠，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35年秋的一天，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方知在祖国内陆大漠深处有个地方叫敦煌，在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雕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1936年，常书鸿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1944年，在于右任、向达、徐悲鸿、张大千、高一涵、梁思成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敦煌莫高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也由此结束。
此后多年，无论经历怎样的坎坷挫折，常书鸿都没有离开敦煌。他带领为敦煌而来的一批有志青年克服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竭尽全力开展窟内窟前积沙清理、洞窟测绘照相、洞窟编号、内容调查、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及补修等工作，开创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以后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敦煌守护神”。
1946年，段文杰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心中无限向往的敦煌莫高窟。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一口气看了几十个洞窟，“真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我没有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古代壁画珍品，我被这些绚丽精美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我忘记了一切”。
“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原本只打算看一眼，寻找一条艺术道路的段文杰，面对莫高窟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它，“虽然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我终于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后悔”。作为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段文杰为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70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扎根大漠，精心保护和修复敦煌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上图为1978年6月2日，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03窟临摹壁画；中图为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第130窟甬道临摹壁画；下图为2004年5月19日，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图
敦煌如一块磁石，不仅吸引了常书鸿、段文杰的到来，也吸引了各有所长的年轻人从天南地北陆续而来，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云鹤、李贞伯、万庚育、关友惠……那时的莫高窟，荒芜凋敝、飞沙扬砾、交通不便、无水无电、物资极端匮乏，可是那样一座宝藏啊，穷尽一生也看不够、钻不透，一颗颗年轻的心如火一般炽热，完全忘记了生活的困苦艰难。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初到这里时，一边为恶劣的生存条件而震惊，一边被莫高窟的美所震撼。这位大城市来的小姑娘，胆战心惊爬上颤颤巍巍的“蜈蚣梯”，为少上厕所不敢多喝水，在窟里一待一整天。樊锦诗说，莫高窟有种“魔力”，正是这种“魔力”吸引她告别恋人、告别城市，一天天、一年年地与洞窟做伴。转眼半个多世纪，青葱一样的岁月溜走了、全力支持自己的爱人离世了，只余白发满头、腰背佝偻。那不言不语、看了50多年的洞窟，却仍看不厌。“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去做实际的工作。我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许多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从四面八方来到大漠深处。
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王旭东第一次到莫高窟时，对它一无所知。傍晚，当他散步到九层楼附近时，万籁俱寂，一阵风吹过，九层楼的铁马叮当作响。那一刻，是做水利工程师还是石窟保护者的纠结烟消云散。他想，就这样吧，就这里吧。后来，“理工男”王旭东以自己的理性冷静为敦煌作出自己贡献的同时，也越来越感性地表达出对那些“石头和泥巴”的无限热爱。从敦煌莫高窟这座灿烂的文化宝库中，他感受到渗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力量。
第五任院长赵声良读大学时，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谈到敦煌缺乏青年人才的消息，就决心去敦煌。1984年，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奔敦煌。后来他在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一次选择了敦煌。这一切，就是为改变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贡献一份力量。
正是因为这份炽热情怀，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代代相传、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大漠，为守护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殚精竭虑。
甘于奉献，只因爱得深沉
一个人能找到终身奋斗的目标，是幸福的。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初，那些大多从城市来到大漠的青年画家、学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恶劣的沙尘天气、缺水缺电缺生活必需品，极端贫瘠的物质条件，似乎在考验他们的忍受极限，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洗澡简直太奢侈，就连报纸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也已成“历史”……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无疑很苦，可是在他们眼里，对大漠深处的数十年并不感到煎熬，而是甘之如饴。
条件有限，坐以待毙吗？怎么可能！书生们很快变得人人能文能武、个个身怀绝技：画家临摹时学会了就地取材自制颜料；考古组的人学会了腰系绳索打秋千似的悬空作业；保护组的人加固壁画时学会了抡大锤打钢钎；搞雕塑的专家临摹到兴奋处一把抓住路过的人，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懂，手舞足蹈讲述窟中彩塑之妙；靠镜子反光借着窟外光线作业的人们工作到忘情时，川剧、秦腔、民歌、小调声从一个个洞窟里传出；夜晚，资料室的煤油灯擦得锃亮，被称为“活字典”的史苇湘早已入座随时待大家“查阅”……
一幕幕，似乎仍然看得见、听得到，莫高窟人在保护、研究、弘扬祖国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当然也有无奈：有的常年夫妻分居，来回奔波几千公里，一年也只能见一两次面；有的上洞窟时，只能把无人看护的孩子用绳子拴在宿舍；有的常年不能照顾父母，甚至连父母临终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无暇顾及……他们也曾彷徨，也曾流泪，也曾有过想要离开的念头，可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眷恋，促使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甘于奉献的英雄群体的不离不弃，才有千年莫高窟的光彩重现。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李萍参加工作近40年，入职的那一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纪念日。她每年都会在那天沿着最初走进莫高窟的道路安静地走一走。对她来说，莫高窟是一个“看了无数遍、讲解了无数遍，仍然不厌倦”的精神故乡。
为拍好一束光，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主任吴健千百次地尝试，当终于拍到让自己满意的那束静谧安详的光时，吴健心中的角角落落也似乎被照亮。就是这样，就是这里，在敦煌，甘心如荠。
为画好一条线，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历程，先是不甘做一个“临摹匠”，后发现即使临摹好壁画上的一条线都非易事。当她终于顺滑流畅地画出那条线时，她再也不为是努力创作还是日复一日临摹前人壁画而苦恼。
学考古的王娇，2014年从中山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大好青春年华与洞窟做伴，却不觉得苦。“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耐心细致的指导，使她感到“收获的不只是考古知识内容，还有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一丝不苟带来的深深触动”。
“90后”王嘉奇，自从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员后，微信朋友圈就变了风格，此前是吃喝游玩的快乐男生，之后是苍茫大漠、寂寂石窟，并深深地感慨“人间有味是清欢”。他说：“与窟外的荒凉相比，窟内的繁华足以留住我的青春，因为我有梦想，我有未来。”
为什么不舍得离开？为什么谈到敦煌时会眼含热泪？因为爱得深沉。几十年的岁月从来不用“坚持”，时间已如水流过。只盼时间慢些、再慢些，为敦煌再多做些事。
勇于担当，只因使命在肩
87岁的李云鹤至今仍记得，“刚转正第二天，所长常书鸿把我叫到办公室：‘小李，我要安排你做壁画彩塑的保护工作，你愿不愿意干?’”“愿意！”李云鹤高声回答，接着又问：“可是我不会啊？”“安排你干的这个活，目前咱们国家也没有会的，你愿不愿意干？”“愿意！我什么都愿意学着干！”李云鹤再一次高声答道。
一切从零开始，用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什么流程？全靠自己摸索。高大的山东汉子像绣花一样，一点点尝试、一点点进步。就那么一毫米一厘米地修啊修。60多年时间里，李云鹤修复壁画4000余平方米、塑像500余身，并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被誉为“壁画医生”的他，2019年获得“大国工匠”称号。
李云鹤的经历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史的浓缩。几乎每一项工作，他们都是从“目前咱们国家没有会的”开始，一步步地走到今天。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得以彻底扭转，敦煌研究院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
在这一群体努力下，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在“真实性、完整性”理念和“不改变原状、最低限度干预”保护原则的指导下，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看守式保护，五、六十年代抢救性保护，到80年代以后的科学保护，以及现在的预防性保护四个阶段。多项文物保护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获得国家技术专利50多项，这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不仅有力地加强了敦煌石窟的保护，而且推广应用于西藏、新疆、宁夏、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甘肃等省（自治区）的文物保护项目。
1959年8月23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职工在画室进行临摹工作。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这一群体努力下，敦煌石窟理论研究从最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拓展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学术期刊《敦煌研究》，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和学术载体。
在这一群体努力下，文化遗产弘扬和文化走出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自1979年莫高窟正式开放以来，已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万名游客，2019年莫高窟全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15万人次。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专题展览，让敦煌艺术展览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同时，将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推动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代代接力、薪火相继。一份份成绩单，以脚踏实地的重重岁月写就，每一份成绩都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拓进取，只为敦煌未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情在那儿，不能绕！”这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常说的一句话。遇事不绕着走，促使敦煌研究院不断开拓进取，有了一项项创新之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榆林窟文物保护规划》、《甘肃炳灵寺石窟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为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科学依据。
2015年5月6日，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莫高窟第205窟进行数字化作业。 敦煌研究院供图
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从20世纪80年代起，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保护理念，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部分程序和规范已列入国家标准，被广泛用于古代壁画与土遗址的保护修复。
在全国文化遗产地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确定了6000人次的莫高窟单日游客接待最大容量，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推行“单日总量控制、线上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地洞窟参观”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游客承载量和游客文化体验提升的多赢效果。
国内文物系统首个国家级工程中心建立起来、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出炉、《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等敦煌学研究的优秀论著编撰出版……
几代敦煌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许多个第一见证了敦煌研究院在国内文博界的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这个西北一隅的专业研究机构拥有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居全国同类单位前列。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敦煌研究院才从当年的破败不堪、举步维艰，发展成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指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这份沉甸甸的使命催促着向前的脚步永不停息。
为什么舍妻离子却无怨无悔？为什么寂寞如斯却甘之如饴？
因为莫高窟在那里，怕它老去、怕它离去，怕人类永远失去这份珍贵的记忆。
从天南地北聚集于此的人们如群星闪烁，共同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莫高窟照亮前程，他们以岁岁年年的坚守铸就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使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变成现实。